19世纪，随着西方逐渐崛起，学者们的视角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早期的“中国热”，逐步转向对中国历史的质疑，尤其是对夏商时期的否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历史真正开始于周朝，而夏朝及更早的“五帝”时代则被视为神话。然而，尽管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西方世界虽然接受了商朝，却始终没有承认夏朝的历史，更遑论承认更古老的“五帝”传说。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开始质疑夏朝，甚至全盘否定五帝历史。这一现象，至今仍时常出现在网络上。
然而，五帝时代虽然距今久远，但它真的是完全无法验证、毫无可信基础的历史吗？现代考古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有趣的巧合，这些巧合也许能为五帝时代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巧合也不禁让人怀疑《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历史，是否真的只是传说。
展开剩余80%根据《史记》的记载，五帝时代的中国曾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史书记载神农时代衰落，诸侯之间的争斗不断，蚩尤的暴虐好战引发了炎黄、黄蚩、涿鹿等战役，直到黄帝出现，结束了这种混乱，开始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表明，在仰韶文化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变革。原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指出，这一时期“社会在经历了极度繁荣的仰韶和庙底沟期后，进入了一个极大分化、动荡和重组的调整阶段。”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赵辉也指出，从公元前3000年起，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南方石家河文化等相继影响了中原地区，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形成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局面。考古证据显示，在仰韶晚期至五帝时代的过渡期，整个中原地区充斥着动荡，血腥与暴力成为常态。这一阶段显然符合《史记》中所描述的黄帝时期的动荡背景。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史书中对于五帝时代社会大动荡、黄帝建立秩序的记载，与考古事实高度契合，这也许并非单纯的巧合。
同样的，史书中提到五帝时代的相对和平时期，与考古发现也有呼应。考古学者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相较于早期的仰韶时代，礼器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却出现了“成组礼器”的现象。礼器的成组出土，反映了社会秩序的逐渐建立。在仰韶时期，虽然礼器时有出土，但并没有大规模的“成组”礼器。而五帝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成组礼器的出现无疑表明了中国社会的秩序逐步得到巩固。中国是礼乐之国，礼器是文化秩序的象征，这一发现无疑印证了五帝时代历史的真实存在。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史书对于黄帝时期的动荡与五帝时期的秩序建立的记载与考古证据吻合，那这一切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五帝时代历史的影像？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提到中国最早的文字，外界普遍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但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若没有更早的起源，其成型便显得不够自然。事实上，早在五帝时代之前，中国的文字就已经开始萌芽。通过彭头山遗址符号、贾湖刻符等考古发现，可以推测，中国的文字史大约已有万年的历史。学者苏秉琦曾指出，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甲骨文尽管出自商代人之手，但其中的许多字形在仰韶晚期时已经出现。
考古学家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其中的“酉”、“鬲”、“畐”等字形，早在仰韶晚期前后就已形成。而这些字形所对应的器物造型，许多在商代已经消失，因此这些字形的产生显然不可能是商代人创造的。仰韶晚期大约在距今4800年前后，这一时期恰逢五帝时代之前，中国文字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因此，史书所说仓颉造字的传说，并非完全是神话，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依据。
另外，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的“车”字和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显示出五帝时代已经有了记录历史的文字。学者推测这些文字记录了五帝时代的历史，这也表明五帝时代的历史并非完全是神话，至少有一定的文字依据。
再者，“地中”一词本意是“地之中央”。当这一概念与国家相结合时，就诞生了“中国”这一名称。《周礼》对“地中”的标准是夏至日正午日影“一尺五寸”，而《周髀算经》中的地中标准却为“一尺六寸”。这一差异，实际上源于《周髀算经》记载的是五帝时代的地中标准。山西临汾襄汾的陶寺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尧都平阳”，而在这里出土的“木胎漆绘圭尺”恰恰验证了五帝时代地中标准的存在。考古发现表明，陶寺遗址的先民使用的地中标准与《周髀算经》中的标准高度吻合，说明五帝时代的历史部分流传了下来。
可以看出，夏朝建立之前的千年历史，可能并未完全失传，反而有部分得以传承。正因如此，许多先秦文献，如《尚书》、《左传》等，仍然涉及五帝时代的历史。司马迁在整理《史记》时，便通过考证和实地调查，确认了五帝事迹，并将这些零散的记载总结为“五帝本纪”。尽管《尚书》残缺不全，许多记载也有臆测成分，但司马迁依旧认为这些传承并非空穴来风。因此，西方学者将五帝完全归为神话的看法，并不完全公正。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与史实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五帝时代的历史并非完全虚构，而是经过历史的积淀和传承，才得以流传下来。我们应当在理解这些历史事件时，既要尊重考古学的发现，也要辩证看待史书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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